6 找不到过去的影子
小金县的美兴城，对我而言，是一座相当熟悉的县城。
对我来说，城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点。但是，一个漫游的人，大睁着一双眼睛，又总是期望有所发现。虽然我们并不是常常都能有所发现。县城里没有一座具有藏族风味的建筑，也没有一点过去的嘉绒的影子。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紧挨着县委办公楼的天主教堂。可惜的是，这座教堂除了一个富于异国风味的门脸外，打开大门，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与宗教相关的东西了。
在这个县城里，我在一个小茶馆里，向人打听这座教堂的过去。知道了这座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于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建造。想再打听更详细一些的情形，但所有的茶客说起来都语焉不详。有人告诉我，当初，教堂里的外国神父雇了一个信教的当地女人当杂役。后来，这个女人还为这个外国神父生了女儿。
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她混血的女儿是城里的一个美人。
后来，在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有人指给我这个女人，不知是因为受了强烈的心理暗示，还是真有一些血缘的遗存与混杂，我似乎从她脸上隐约看出了些西欧人面相的消息。如果传说是真的话，那种血缘的特征除了使这位女子有不同于本地人漂亮特征的漂亮外，并不具有太多的意义。而我最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座直到今天还算漂亮的建筑所代表的那种异质背景的文化，究竟在这座小小的镇子里留下了些什么样的踪迹。也许是因为我特别的愚钝，尽管我很多次去到这个叫做美兴的依山面河的镇子，却没有捕捉到过天主教在此地存在传播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任何迹象。
我不由得为一种曾经艰难进入的文化那么容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感到惆怅。虽然我不是崇洋媚外的人，但我相信，当年，教堂里风琴声响起，藏人们用生硬的腔调念诵祈祷文时，应该也是非常虔敬的；他们吟唱圣歌时，肯定别具一种生涩而又曼妙的美感。
但是现在，教堂的大门紧锁着。因为我是县委书记的朋友，有人来为我打开。但里面，就是一个寻常的礼堂的布置，一排一排的椅子，前面没有圣像，也没有祭坛。一排桌子横放在台子上，到开会时，蒙上一些桌布，放上一只麦克风，领导就可以发表讲话了。我坐在下面，试图想像一下管风琴声回荡，一个外国传教士对着蒙昧的土民宣喻教义时的情形。结果，眼前却出现了县委书记向几百人描画这个贫困地区美好富裕前途的情景，不禁自己笑出了声来。
走出大门外，阳光明亮得有些晃眼。我发现身上沾了好多的尘土。
教堂门口立着一块牌子，标明这座教堂也是一个革命文物。因为这座教堂跟红军长征联系在一起了。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从东南方进入小金县境，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胜利会师，并在达维喇嘛寺召开了会师大会。
两天后，随军行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到达小金县城。在此地，*、朱德和周恩来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中重申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但在当时的情形下，红军还是只能选择继续西进的路线。
当晚，就在这座天主教堂内，红军召开了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大会，会后还进行了联欢活动。这是官方一种简略的记载，具体的情形如何，我们已经很难想像了。当时，四方面军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李先念所部红三十军的干部。会师之后，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还接济了疲惫而又损失惨重的红一方面军不少粮草与弹药。
*与周恩来等人，还在这座教堂里度过了几个夜晚。
翻过大雪山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又与相对来说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会师。这些夜晚在长征途中，应该是几个相对轻松的夜晚，可以放心入睡的夜晚。
还要过上一些时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才会前来与*等会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国焘仗着兵多枪多，与来自江西苏区以*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处处对抗。于是，红军两个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间的艰难行进，也成了毛、张二人之间的一部斗勇斗智的传奇故事。
这已经不是本书所应涉猎的范围，且按下不表。
我从丹巴出发自西向东，经过新格、宅垄等地，到达小金县城。到了此地之后，顺公路而行有两个选择。
继续往东，到达维、日隆。达维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地。日隆在这些年也渐渐有名了。日隆在过去的古驿道上，是从四川盆地进入赞拉的门户，所以老一辈土著人口中，日隆这个地名还会多一个字叫做日隆关。后来，当驿道上的商业衰落时，日隆就被人淡忘，变成一部分人尘封的记忆了。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日隆又重新被发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了一些喜欢探险旅游者在地图上常常指点的一个名字。对登山爱好者，日隆就是海拔6250米的有“蜀山皇后”美誉的四姑娘山。对一般的旅游者，日隆与四姑娘山下有“东方阿尔卑斯”之称的双桥沟风景区有关。
有一次，在风雪交加的三月，我被大风雪阻在日隆，在镇上的饭馆里就着大块牛肉喝酒驱寒时，就看到饭馆墙上，挂着好些登山爱好者团体留下的鲜艳的旗帜，上面照例有很多人的签名，和四姑娘山花之旅、冰山之旅等等字样。那是游客们夏天留下的东西，而在三月的风雪之夜，四姑娘山四座渐次升起的金字塔状的高峰正超拔在光风蕴雪的云层之上，沐浴星光中。而在这个小饭馆里，昏黄的灯光在蒙眬的醉眼里显得更加暗淡。
凌厉的风声把世界整个充满。
还是回到小金县城吧。每次我离开这座小小县城的时候，都要去看一看建在城边山坡上的烈士陵园。顺着山势一排排拾级而上的坟茔里躺着的大部分人，都不属于这片土地。他们的家乡在很远的地方。最初的一部分，是红军军官与战士。无名的战士，有名的军官。再一部分，就是解放初期躺倒在这片土地上的解放军战士。
其实，我到这里来，和石碑后面躺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太大关系。使我深深感动的，是这些人怎样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他们在涉足此地之前可能连做梦都未能梦见的陌生之地，面对了突然降临的死亡。有人死于灼热的枪弹迅即的一击，有人在残酷的刀下痛苦挣扎，临死之前望一眼天空，这个异族人土地上的天空，那么晴朗，肯定显得又高又蓝，那是多么美丽的一种蓝啊！
美丽的蓝容易让人想到未来，想到慈母与家乡。
然后，死神掀开黑色的大氅猛烈地扑来，黑色覆盖了一切，包括红色的希望。
烈士陵园的位置居高临下，小金县城尽收眼中。
现在这个叫做美兴的镇子，过去的藏族名字叫做美诺，是赞拉土司官寨的所在地。但现在，除了两边大山上斜挂着的一块块补丁似的耕地，耕地间一些汉藏合璧的民居，这个镇子本身已经没有一点历史的遗存了。
7 土司传奇之一
清代的赞拉土司，却是被称为“嘉绒甲卡确基”的嘉绒十八土司之一。
前文说到过，嘉绒的贵族多数在吐蕃统治时期从西藏本土东迁而来。在嘉绒当地的口头传说和土司家族志中，不约而同地都提到祖先来自西藏本部距拉萨18个马程地西北琼部。
传说古代西藏的琼部地方人口众多，共衍生为39族，因其地日渐贫瘠而东迁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的嘉绒地方。
西藏的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后，这些贵胄家族各自拥兵自重，凭借深谷高山的自然屏障，自成一方小国。贵族们都自称“嘉尔波”，也就是国王的意思。但是小国寡民的日子并不能历之久远。
元代以后，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席卷青藏高原。
元代是在整个藏区施行不同统治方式的开始。在西藏本土，利用新崛起的萨迦教派势力，分封若干万户，而在青藏高原东部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明王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可能是最无建树的一个王朝，基本沿用了元代在藏区的统治方式。
满清一代，满族人入关抵达中原后，正式在整个嘉绒地区分封了土司。土司制度最为繁荣的时期，嘉绒全境共有满清政府所册封的十八个土司，俗称嘉绒十八土。大渡河上游以莫尔多神山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正是十八土司辖地上嘉绒宗教文化的中心地带。
其中，小金川流域内，即今天的小金县境内，是赞拉与沃日两个土司。
“赞拉”一词，在藏族中有凶神的意思。当地人相信，所以有此一词一是因为当地藏兵能征惯战，加之境内多高山深谷，这些高山又大多是莫尔多神山属下的配臣与武将，是嘉木莫尔多的护卫之神，所以得此地名。
后来，地名又演化为土司之名。
小金川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的促浸土司，本是同根所生。藏语中的说法是，出自同一种骨头。同一种骨头，就是同一个根子。根子在藏语中是一个很短促、也很神圣的词，叫“尼”，意译成汉语是血缘的意思。
这个来自西藏琼部的家族在嘉绒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明代，一个族长叫做哈依木拉的，其名声已经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问过给我讲述这个传说的老僧人，这个很远到底有多远，传过了几条河，几座山？在民间传说中，常常说，九十九条河，九十九座山，但那只是一种形容，在实际的地理范围内，是不可以想像的，要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早就抵达大洋之岸，叫人望洋兴叹了。
远和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坐在一个小庙里，很唐突地问那个老喇嘛，很远到底是多远。
老喇嘛不解地看着我，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
他没有回答，我想也用不着回答。再说，我也不该拿这种玄妙的问题去为难这位具有干部身份却总是十分谦卑的喇嘛。毕竟，他还告诉了我很多有用的东西。
有了这次访问，我便知道，这位哈依木拉是位法力高强的苯教法师，所以被明代某皇帝赐印一方，誉为演化禅师。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为其家族重颁演化禅师印信。这个家族臣服清王朝后，其士兵服从清王朝征调，随同大将军岳钟琪远征西藏本土，击退入侵西藏的尼泊尔人，有功归来后，其家族分授促浸与赞拉土司。关于这段史实，清代大学者魏源在《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中也有记载：
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经党坝而入土司境，颇深阔，是为大金川。其赞拉水源较近，是为小金川。皆以临河有金矿得名。二水皆自东北而西南……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内附，给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其庶孙莎罗奔者，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钟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莎罗奔以其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
这其中，即或是清代学人中多愿研究地理的魏源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促浸的大金川源出于青海，而非松潘。松潘自明代以来，就是川西北一个军事位置重要的边地要塞，但松潘城旁所出之水，却是大渡河以北地带的岷江。这两条在川西北群山中奔流的大河在进入四川盆地后，在乐山大佛脚下和青衣江一起三江汇合而成继续流向东南，在著名的酒城宜宾与金沙江汇合，才是一泻千里的浩荡长江。
到清朝乾隆年间，赞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面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见端倪。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山土司莎罗奔借处理家族纠纷之名，夺小金川土司印，并进占其所领牧地。次年，莎罗奔又进而侵占邻近的革什杂土司与明正土司领地。朝廷震动，命令曾在贵州平定苗族叛乱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领大军进剿。赞拉土司泽旺逃往四川成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皇帝起用老将岳钟琪，并命大学士讷亲往前线督战。后因战事不力，在前线连吃败仗，乾隆下诏将张广泗与讷亲问斩，再派大学士傅恒督战军前。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金川之役久战不绝，劳师费帑，清王朝正举棋不定之时，莎罗奔主动提出向朝廷议和归降，皇帝允准，莎罗奔归赞拉土司领地。赞拉土司泽旺恢复对其辖地的管辖权。
促浸土司莎罗奔年老后，由其侄子郎卡继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郎卡又开始觊觎周围土司领地。邻近老迈而又生性懦弱的赞拉土司泽旺被郎卡派兵驱逐。于是，一次完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与文化面貌的战争开始酝酿。郎卡在驱逐了泽旺后，志骄意得，完全不把四川总督开泰要他归还赞拉土司领地的威胁放在眼里，并继续向周围的土司领地不断袭扰，制造事端。郎卡势力日益壮大，并不把清王朝几次三番的训谕放在眼里。
这固然与郎卡土司的夜郎自大有关，也与四川总督优柔寡断、对在地形复杂的山高深谷中与当地士兵作战心存疑惧有关。
从清朝一代，直至民国，代表中央政府号令藏边的政府官员都把嘉绒地区的土司辖地视为畏途。一则不见于正史，却在四川官员中广泛流传的野史正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畏惧心理。这一则被署理四川的各级朝廷命官奉为信史的传说与大渡河相关。
说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初，展开地图与众将确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时，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广大崇山峻岭地区归为化外之地。传说里说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划出一条线，指出宋军不能出河西以远。
这样一则不见于信史的传说在四川官吏中的广泛流传，确实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对于名义上具有统辖权的嘉绒地区土司间的纠纷总愿意视而不见。正是在这样一种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于把来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乾隆皇帝对于这样的轻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认为第一次息兵于将胜之时，已经尽显朝廷对化外之民的怀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乱，不能再有姑息。于是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促浸附近杂谷、梭磨、党坝等九土司，从四面进兵讨伐。
但是阿尔泰举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怀心事，阳奉阴违，迟迟不能向大金川兴兵。
阿尔泰只是一次次训令大金川土司郎卡归还侵占的土司辖地，却并没有认真进兵平息事端的实际举措。而郎卡又使用莎罗奔的手段，即与相邻土司的联姻手段。
关于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有简略的记载：
三十一年，诏谕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而阿尔泰姑息，但谕返诸土司侵地，即以安抚司印给郎卡，且许其与绰斯甲结姻。而以女妻泽旺之子僧格桑。……土司中巴旺、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僵者莫如绰斯甲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羽，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这段文字，主要是谴责满人总督阿尔泰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嘉绒人郎卡这位一代枭雄颇富雄才大略。直到今天，在很多当地百姓心目中，郎卡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人都会十分遗憾地说，如果他治下有像清朝一样广大的国土与兵力，如果周遭的嘉绒土司不听清帝差遣，助满、汉兵攻打，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
但仅从魏源那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郎卡这个满怀野心的土司在地缘政治上也有着相当的谋略。巴旺土司境在现在的丹巴县，地在大金川东南。党坝土司位在大金川土司辖地以北，现在的辖地不过是马尔康县境不到两个乡的地面。这一南一北两土司面对大金川咄咄逼人的姿态，一向唯唯诺诺，绝无与之强力抗衡的力量。而其他兵强马壮、更具实力的土司如梭磨、杂谷、瓦寺等，又山河阻隔，不与大金川直接接壤，没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唯一对郎卡扩张野心形成阻碍的，就是东南两面的小金川土司与绰斯甲了。而郎卡又以联姻的方式将其拉到了自己的一边。
而这种势力的急剧膨胀，进一步刺激了大金川土司的野心，而满清重臣的首鼠两端只是使其更加狂妄。
于是，一场完全改变了嘉绒藏区面貌的大战就在所难免了。
这时，郎卡年老病故，泽旺自来懦弱，大小金川土司职柄由两人的儿子掌握，两个年轻气盛的土司加速了事件的演进。
还是再来征引魏源的记载：
时泽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护鄂克什，僧格桑与官兵战。事闻，上以前此出兵，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悖逆，罪不赦。阿尔泰历载养痈，至是又按兵打箭炉，半载不进。罢其职，既而赐死。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以桂林代阿尔泰共讨贼。
在乾隆皇帝一道又一道御旨的催促下，温福领兵出成都经都江堰，逆岷江上行至现今阿坝州内的映秀，转向瓦寺土司辖地今天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耿达沟，越巴郎山直抵小金川土司东边险要门户——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郎山。桂林领兵顺大渡河而上至打箭炉，以此为前进基地，从今丹巴县境内直出南路。大兵压境之时，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向索诺木割地救援，索诺木方才派兵驰援。
闻听此消息，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连连下旨，指导遥远的西方战事，并对小金川土司深恶痛绝，下定了铲除之心。他在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八月的一道谕旨中说：
前谕于擒获僧格桑后，别择小金川安分妥当之人立为土司，俾令管理。今思小金川可作土司之人不外僧格桑支属，此等蕃夷锢蔽已深，积习恐难湔改。况与金川又属姻亲，易于蛊惑，难保日久不复滋事。莫若于凶渠就获之时，即将小金川所有地方，量其边界，附近如鄂克什、明正、木坪、杂谷等土司分拨管辖整理，不必复存小金川土司之名，庶该处蕃众旧染潜移，各知驯谨畏法。
至此，小金川土司的命运已经决定，剩下的只是上演一场血与火为主题的历史戏剧了。
一场早已决定了结局的历史大戏。
嘉绒土司僧格桑们用尽一切智慧与武力，流尽这片土地上人们滚烫的鲜血，其作用也无非是使这幕大戏上演得更加曲折，更加轰轰烈烈。
登上小金县城美兴镇后的岩石嶙峋的山坡，我的眼前出现的不再是史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石碉林立、关卡处处、兵戈四起的景象，而镇子周围的乡村也不再是一个藏族地区所应有的那种乡野的风景与情致。
那场惨烈战争的厮杀声已经消逝在时间深处，历史的背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遥远而模糊。我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个凭吊的地方。按照记载，赞拉土司的官寨应该曾在小金县城那些汉式民居中间的某个地方静静耸立。但是，没有一石一柱、一段残墙、一点画栋，透露一点隐约的消息，指出它大概所在的位置。
在藏民族社会中，文字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
但是，十分不幸的是，这文字很快就走入了寺院的高墙，记录了僧人们许许多多难测其高深的玄思妙想，却没有流布民间，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面目清晰的记录。在一个寺院，我问一个据认为是该寺中最有学问的喇嘛这个寺院有多长的历史了，他正正经经地回答我说有一万多年。我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用援引世界公认的进化论，说人类获得智慧才多少多少年。我只是说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才诞生多少多少年，一个佛教寺院比这个宗教创始人历史还长是多么不可思议。喇嘛生气了，在很多人面前宣布我不是一个对佛教虔信的人，因此不是一个真正的藏族人。
在这片土地上，很多教派与寺院兴起又衰亡，但却没有用它们掌握的文字为人们留下一些可以使人信服的历史记载，确实让人感到十分遗憾。而在这片土地上活动不久的天主教，那些西洋的传教士，不仅仅在他们眼中的这些化外之地，建起了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这些传教士总是对刚刚涉足的这些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感到浓厚的兴趣。那些传教士往往就是专业或者业余的自然学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就在小金川人出入四川盆地必经的原瓦寺土司领地卧龙，就是一位名叫大卫的美国传教士于1869年发现了与中国人毗邻而居数千年的大熊猫，并开始发掘认识其在生物进化史上的巨大潜在价值。在与瓦寺土司地界相邻的岷江上游，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一次大地震。巨大的山崩埋葬了古驿道上一个繁荣的小镇，并让岷江主流上出现了数公里长的湖泊，当地人叫做叠溪海子。但是，为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留下最详细、也最具科学眼光记载的也是一位外国传教士。这使我们想到东方文化中某种令人遗憾的缺失。
这种东方文化中的缺失同样存在于藏族文化中间。
这种文化导致了具有漫长历史的文明没有明晰而确实的历史记载。
我没有找到在赞拉土司领地上活动过很多年的传教士们留下的有关此地的记载。但我始终相信，这种记载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被湮灭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类似神话的传说中了。在藏族贵族与一些精神领袖的传说中，因为太多神化的附会，太多超凡的解释，导致了历史本来面目的模糊与消隐。
现在，科学的历史观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看待和如何记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变故。但是，当我们想要洞见历史真实的面目时，始终只能看到一个伟岸而又模糊的背影。
模糊的背影里有血与火的余光，有铁马金戈的余响。
模糊的背影滤掉了触目惊心的残酷与无奈，只剩下了动人的可以赋予许多想像的神秘与浪漫。
我转身钻进图书馆，求助于清代的用汉文写下的官方记载，一部《清实录》中辑出的有关赞拉与促浸土司以弹丸之地和十数万百姓，与全盛时期的清王朝抗衡的历史记载，足足有五六本之多。但都是领重兵进剿的将军的奏折与皇帝亲批的御旨。在那些繁琐的公文往返中，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改变了大小金川地区面貌的战争，也成了一个隐约的消息。
我们只是借此知道一个大约的轮廓，不得已，还是再引魏源所作的记载吧：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而勿声大金川之罪。
皇帝盛怒之后，损兵折将之后，开始冷静下来，认真对待了。
五月桂林遣将薛琮等将兵三千入襄五日粮，入墨垄沟。被断后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夹攻，致全军陷没。泅水归者仅二百余，桂林匿不以闻，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为参赞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边夺险隘，遂直捣匪巢。十二月军抵美诺。僧格桑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泽旺所据之底木达。泽旺闭寨门不纳，遂由美卧沟窜入大金川。我军到底木达俘泽旺。而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至此赞拉土司全境陷落。
乾隆命大军继续向大金川进兵。最后，这场战争是以大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结束，而我们能检索的资料都是胜利者的记录，如果能看到失败者一方的记录与反应，应该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假想。也许，这一切会有实现的一天也未可知，我们期待着地方史专家们能发掘出一些更翔实更感性的资料。
我们永远期待着。而现在的现实是，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时，很多过去的藏族地名都被一些新的汉语的地名所代替了。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十二月，大金川战事结束。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一月，乾隆皇帝下旨，小金境内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境内促浸土司被永久废除，大金川土司领地设阿尔古厅，小金川境内设美诺厅。
小金川境内的美诺厅下设八角、汗牛、别思满和宅垄屯。传说两金川战事结束后，两地境内仅剩下万余嘉绒藏民，且多为妇孺老幼。但是，有前述两番战事在前，清王朝认为前车之鉴未远，便将这剩余人口大部分赏赐给随从征战有功的各路土司。剩下的部分妇孺，自然随战胜后留守屯田的汉族兵丁成为番妇了。这部分人在气候温和宜于垦殖的大小金川河谷生殖繁衍，产生出一种混合了藏汉血缘与文化因子的粗犷而又顽强的文化带。
8 血缘与族别
在写作此书期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检索到一段资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小金县结思乡的一项社会调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调查组”。结思乡是改土设屯后别思满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项人口统计很有意思，就是汉族人口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我没时间也没有必要和权力去现在的结思乡查阅户籍档案，但根据我在家乡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敢肯定，现在这个乡的户籍上，汉族与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于近五十年前的那次调查。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会说，这些年来，汉族在这些地区的比例已经有了相当部分的增加。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呢，原因非常简单。在解放以前，作为一个藏族人，在一个汉文化占主流的社会里是受到严重歧视的。
解放后，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在升学与干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顾性指标，很多人可能从汉族人摇身一变，又成了藏族人。
本来，两金川战役结束后，那些屯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后代时，其血缘就混杂不清了。所以，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选择族别时，当然有理由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来确认遥远生命源头的某种血缘了。
血缘问题，在这些汉藏交界的地区，对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
所以，即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是这种民族或者那种民族也是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
在我成长就学的年代，恰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藏区的藏文教育在学校里被彻底取消。于是，我就在一个藏族地区上汉文学校。先后的两个小学老师，都是出身于四川内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特别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张玉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了。
后来，我也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一个教授汉语文与历史的中学教师。在我最后任教的那所中学，我娶了一个教英语的汉族人做我的妻子。两年后，儿子出生，我在公安局为他报户籍时，族别报了汉族。
我并不以我的族别为耻，但在为儿子选择族别时的想法却很简单，他完全在一个汉语环境里长大，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血缘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与藏族生活习俗最完整的乡村里去。所以，我为他报了一个汉族的族别。
但是，这个做法受到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的汉族妻子的反对。
这个错误做法我一直坚持了11年。直到我要离开家乡，去到四川省会工作时，才下决心把这个决定当成一个错误来加以更改。因为儿子将随我到一个差不多全部是汉族同学的学校里就学。我决定更改族别而让他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记住自己的血缘，因为在我们夫妻和他共同设计的未来道路时，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使他还会跟他父亲出生的乡土背景有更多的关联。
所以，唯有族别可以让他记住他的生命所来的地方。
记住他生命水源中一支特别的源头。
结果，我到公安局去履行这个我认为非常简单的手续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虽然履行这个手续的年轻的户籍警察曾是我与妻子共同的学生，但她必须根据文件来办事。这份有关族别的文件是由中央某个部门下发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在该县任县长的朋友。
县长是小金川土著，回族，可以肯定其祖先是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以后才作为移民进入的。而回族进入嘉绒藏区大半与商业有关。周县长叫办公室给我出一纸证明，证明我儿子可以从父亲的血缘更改为藏族。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本县干部，要求更改一家两口的族别。他们是要从藏族改到汉族。原因与我一样，也是因为要调动到内地工作了，但我们的更改是相反的方向。不用开口，人人都懂得这人如此行事的原因，但真正是藏族血统的办公室主任偏偏明知故问。
于是，对方回答说，他夫妻俩都是汉族，但是，在藏区工作，考虑到子女受到的教育也是相对低质量的教育，所以，报一个藏族，将来高考升学时，分数上享受些照顾才不至于过分吃亏。现在，他们往内调了，如果带着这个族别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那一天，从县政府开出的证明，轻而易举地就改变了三个人的族别，背景都是一样的。而且，从开证明的人，到要求开具证明的人，谁都没有错误。
讲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一些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认同感，远非纯生物意义上的血缘问题那么简单。当我们宏观上无法对此变化进行把握的时候，我想倒不如把这样的细节呈现给读者，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一个地区，对一个民族，对一种文� ��的衰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尚未失去这种能力。
在很多与青藏高原有关的书籍中，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关的书籍中，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风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
乡野的生活并不是香格里拉的天堂。青藏高原边缘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阶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只不过，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学会用自己的声音来进行表达！
人们啊，我们要警惕！警惕我们自己的内心与双眼！
9 过去的桥与今天的路
我离开小金县城继续在赞拉大地上旅行。
每一处，每一天，我的旅行都在重复过去旅行的记忆。而这一次在北京签下了这本名叫《大地的阶梯》的书的合约后，我就决定还要重新漫游因为那么多凶神般大山而被称为赞拉的这片山地。
上路时的感觉还跟当年在丹巴县城写下《野人》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正好长江文艺出版社寄来了我的第二本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我在路上重读《野人》，并抄下这些段落。纵然十年过去了，但在路上的感动与激越还是与当年一模一样：
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经感觉到大山的阴影中凉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巨大的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口音和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
不过，这次我大多数时间是在车上，到达小金县城，我才弃车步行。我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只是想补上一些空白的段落，一些在过去的旅行中曾忽略的段落。
北出小金县城两公里，小金川主流上几道铁索飞架，当地人称此桥为猛固桥。其实，要把这种桥称为铁索桥是不那么准确的，这叫我们想起现代那种机制的钢索桥。
准确地说，这种桥应该叫做铁链桥。
每一根铁链都是一锤一锤由过去的无名铁匠煅打而成。据说，那时的铁匠炉就设在桥头上。一座座红红的炉火，一个又一个明亮的铁砧，一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把一块块顽铁变成一环又一环的铁扣，然后，再环环相扣，紧紧相握，这才组成一根横跨在湍急河流上的铁链。
猛固桥由五根这样的铁链组成。
三根是桥面，两根是桥的护栏。
这种构造的铁链桥，在大渡河流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的出现，是人人都从影视里面看到过的泸定桥，然后是小金县城下的三关桥。加上这座桥，我已经看到过三座同样构造、只是大小不一的桥了。
前两座桥至今都在使用，所以，不但桥面上铺着桥板，桥的两头还带着高高的门楼。只有猛固桥，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点附属建筑，但那气势与当地人所起的名字非常相称，只要有人在上面铺上桥板，在上面行走，我想不会让人产生丝毫安全上的担心。只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在那环环相扣、有力扭结的铁链上铺上木板了。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与那个时代相伴的驿道也早已没入了荒草与流沙。就在横空的铁索下面，一道毫不起眼的水泥拱桥把两岸的公路连接起来了。
过了这座桥，沿小金川主流北上，正是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当年*率领红军由此北上，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今天马尔康境内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休整一段时间后继续北上。
但是，我此行是为了寻访小金境内另一土司沃日土司故地，所以，不过这座桥，顺至四姑娘山的公路沿达维河东去。
这条公路到达四姑娘山脚下，从日隆镇上作为岷江与小金川分水岭的巴郎山，出卧龙自然保护区，在映秀与国道213线汇合，再经几十公里，便与岷江一起冲出大山的屏障，到达利用岷江的雪山之水受益了差不多整个四川盆地的都江堰。
都江堰到成都仅五十余公里。
但我不需要走这么长远的路，我只要走到两天路程之外的在达维，看看建在河岸台地上的沃日土司官寨。
20世纪80年代中有两三次经过这个地区，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对土司的历史产生特别的兴趣。所以，那座正在倾颓中的建筑只是一种一晃而过的风景，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等到对土司时代的一切有了一些特别的兴趣时，却总是阴差阳错地与之擦肩而过。
1991年，我从上海回马尔康。当年气候反常，四处暴雨成灾。从成都出发，惯常回马尔康的路线被多处塌方阻断，交通阻绝。一路上只看到武警战士背负着高考试卷冒险涉过一道又一道泥石流，徒步向前。我们一队小汽车转而从卧龙保护区翻巴郎山，想从猛固桥从小金到马尔康。结果，翻过巴郎山又遇到泥石流，半夜到达日隆镇上，在一个饭馆里狼吞虎咽一顿以后，看见天上乌云翻滚，害怕又一场泥石流下来，给阻在半路。大家一商量，又决定继续上路。一队小车出发，我搭乘州电视台的车，和任台长的同学同行。这一路，我们的车换到前头打了头阵。车开出日隆十多公里，就听到被雨淋得松软的山坡上巨雷滚动般的声音。车子还未停稳，先是听见车内同行的小姐们一声尖叫，然后，车灯照着几块比我们的越野车还大的巨石滚到了公路中央。
车队在黑暗中也不敢贸然后退，司机都把油门吊在听不到发动机声的位置上，全体人员都竖起耳朵谛听山上的动静。但只见黑黝黝的山崖，耸立在铁灰色的天幕下；而在路基外面，几株纤细的树影下，传来洪水在河道里肆意冲击的轰隆声。从河水的声音还可以听出来，这段路基很高很高。
我大着胆子走到刚从山体中滑落下来的巨石面前。我用手电照着，司机用一段树枝比量了剩下的路面，又回去慎重地比了车身，吐了口气说：“刚好车身那么宽，试一试，过吧。”
我听见他在深深地吸气，给自己壮胆。
司机把缩在车里的两位小姐赶下车来，我跟台长同学一人一支手电，趴在路基下面，为司机监视那不可靠的路基。我趴在地下的时候，不禁打起一阵寒战。不是因为半夜的阴冷与潮湿，而是因为路基下面的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喧哗的水声带着泥腥气一阵阵升腾上来，一股股扑在背上。
越野吉普开过来了。
当两只前轮过去的时候，外侧松软的路基就开始下陷，我想我是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而在黑暗中，我相信自己是看到台长同学眼里发出了惊骇的亮光。好在我们都是经过了一些这类险情的人，知道这时汽车只能前进，才可能侥幸脱险。停下，或者后退，都只能随正在塌陷下滑的路基一起，滑进深不见底的河道。
汽车两个后轮转过眼前的时间几乎是像一个人的一辈子那么漫长。反正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经历过如此漫长的煎熬与等待。当两个后轮在我的手电光里缓缓转过时，外侧的轮子已经完全悬空了。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身子也正随着路基一起下滑。
据司机说，我们两个人同时疾呼：“加油啊！”
但我们都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却听到了汽车引擎发出的怒吼。车轮的旋转猛然加快了。汽车过去了！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怎么离开了下滑的路基，站在路面上来了。
身后的车队里发出了一阵欢呼。
我站在那里，任台长的同学过来，笑着说：“刚才你看我的眼光好亮啊！”
我说：“我怕你喊起来。”
“我也怕你喊起来。”
司机跳下车，从我手里夺过手电，照一下路基，看看车辙，一下软软地蹲在地上，半天没有出声。看到这种情形，后面的车队倒了车回日隆去了。一柱柱车灯越来越远，照亮的山体、岩石、树木也越来越模糊，最后，隐入群山的黑暗中，就像我们身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一样。
一切安静下来，河里的水声又响起来了。
司机还蹲在地上。我们三人都蹲下去，一人点燃一支烟。司机这才说：“要是你们刚才喊一声，那就完了。”
两个小姐战战兢兢过了险路，几个人又上路了。一天以后，这段险情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的车从沃日官寨对岸的公路上开过，但那么黑的雨夜，连官寨一个朦胧的侧影我都没有看见。
第二天早晨，又一处泥石流使我们停下来。在这里，我们又与另一些汽车汇合，又一次组成一个五辆小车的车队，向马尔康进发。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几乎是带有强制性地从这个时候还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下班的道班工人那里，取走了一些*和简单的工具。
自己一路放炮开路，伐树架桥。五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回到了山城马尔康。
第二次再走这条路，是在十月，在四姑娘山侧的海子沟冰川下的高山湖泊边遇到大雪。一行人非常狼狈地被大雪压下山来。用了一整天时间回到山脚，再乘车回小金县城时，天已经黑了，于是，顺便参观沃日土司官寨的计划只好取消。
直到现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才有机会补偿这个宿愿。
于是，我从猛固桥头开始，背起旅行包，向那里进发。我想用这种方式靠近嘉绒地面上对我来说唯一没有到过的土司官寨遗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