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军人的情操
1938年6月，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家乡——垣曲县铜善镇南堡村。
日伪组织“激进青年建设团”头子王国栋，到处征兵抓夫。那年我16岁，也在被征之列。父亲无奈，只得在一天夜里将我悄悄送出村，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真切。
那是农历八月初十的夜晚。鸡叫两遍时，父亲把我从酣睡中唤醒。他牵着家里那头仅有的毛驴，驴背上驮着一搭干粮。我跟在驴后头，蹑手蹑脚地出了村。为使毛驴走道不发出声响，就把毛驴的四个踢子包起来，那偷偷摸摸的样子像是在做贼。
半轮残月裹在棉絮般的云层里，大地一片灰蒙蒙的天光。夜，格外的静，静得使人心悸。我们淌过允东河，绕过铜善镇，穿后河，直倾轧过来，就连路边那些凸出来的石头都呲牙咧嘴的，煞是瘆人。
山风乍起，林涛滚滚，犹如千军万马。杜鹃夜啼，声声滴血，好似鬼哭狼嚎。山里的夜晚，狰狞而恐怖。
我拽着毛驴的尾巴走啊，走啊！就那样反复不停地移动着双脚。脚下磕科绊绊，几次都险些摔倒。机械呆板的动作逐渐抑制不住我的困意，只是在一种下意识支配下才未停住脚步。脑袋里懵懵懂懂，好似穿行于云雾之中。奔望仙。路上，父亲没说一句话，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世道，不跑还等死啊？
绕过铜善镇就进了山。在这两山夹一沟的石板小道上，既是再轻微的脚步也会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总是尾随着你，像是什么东西跟在你身后，心里一阵阵发毛，不由地回头张望；头顶那一条瓦灰色的夜空好似在下坠，两边黑黢黢的山崖也
不知在什么时候，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只听父亲说了声：“歇会儿吧！”便停下来。他把驴栓在道边的一棵树杆上，背靠树杆坐下来。我紧挨着他，依着他的肩膀，头枕着他胳膊，半躺在他怀里。
一歇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本来就迷迷糊糊，这时竟觉得天旋地转，空洞洞的脑壳里仿佛有个巨大的车轮，在不停地、缓慢地、无力地转动着，转动着……刹时，这种不能自控的感觉骤然消失，恍惚中我看见母亲擓着饭篮，拎着罐汤走来。我和父亲正在地里掰玉茭，尺把长黄灿灿的玉茭棒儿煞是喜人。
农历八月，收完秋接着就种麦，是农家最忙活的季节，连回家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家里人就把饭送到地头。
母亲倒出两碗红豆小米汤。绛红色的米汤里翻滚着一些金黄的玉米粒儿，汤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米油花儿，一股新米的清香扑鼻而来，撩人胃口。我急不可奈地端起一碗，刚张开口，突然几声山摇地动的“隆隆”响，不远的山坡上腾起一股股巨大的黄色烟柱，接着，村边土地庙就被掀去了半壁。在滚滚浓烟里，一队身穿黄色军装的队伍开过来。为首的骑着高头大马，腰里挎着洋刀，身后是5路纵对行进的士兵。个个头戴锃明瓦亮的钢盔，一色的高筒牛皮鞋，迈着狂傲不羁的步伐，枪口上那寒光闪闪的刺刀令人望而生畏。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兵！”观看的人们立即四散逃窜，争相夺命。我和父亲钻进玉茭地里，一阵阵心惊肉跳。
一个日本兵朝村子走来。人们“叽哩咣当”关上院门。我家对面的程老五，蹲在门外低着头只顾喝汤，日本兵走到他跟前他还没有发现。那日本兵嘴里一声“八嘎”，一脚踢翻程老五的饭碗，汤水洒了程老五一脸一身。他家的那只大黄狗“汪汪”叫着扑上来，仰着脖儿冲着陌生人吼叫。日本兵端起枪刺过去，大黄狗“嗷”地一声惨叫，在地上滚了两滚，爬起来撒腿就逃。狗肚子被豁来了，咕嘟咕嘟冒着血，肠子在地上拖了一大截。
我爬在门缝里朝外看，吓得目瞪口呆。忽觉有人从背后推我，睁眼一看，是父亲把我从梦中弄醒来。我这才揉揉睡眼，直起身，长长地撒了一泡尿。
天色已麻麻亮，一座高山挡在了眼前。我们已过望仙，来到太行山下的骆驼峰。
山里的早晨格外别样。雾气蔼蔼，云烟氤氲，潮湿而凉爽的空气分外清新。蓦然，一缕甜丝丝的奶味恣意地窜入我的鼻孔。就在我眼前的这棵树上，密密麻麻爬满的各种藤蔓。一支支形似香蕉的“八月乍”垂挂其间，紫红色的皮儿，熟透了便裂开嘴，露出白生生的果肉。味道甘甜且有一股奶香。一串串黑玛瑙般的山葡萄坠弯了枝条。天色渐渐泛白，鸟儿唧唧喳喳地飞来跃去，小松鼠慌乱的上蹿下跳，瞪起两只乌黑晶亮的小眼睛，警惕地瞅着我这位不速之客，仿佛我的到来打扰了它的清静。
父亲解下驴缰绳递给我，说：“翻过山就是绛县，把牲口卖了作盘缠，逃命去吧！”说着，眼睛便湿润了。
我哭了。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从我记事起，就没单独在外边住宿过。也常进山，那是由父亲或其他人陪着。从这一刻起，我就要独自一人流亡天涯。我不能要求父亲跟我一起走，因为家里还有我的母亲，和那个他赖以生存的家。
父亲见我不忍离去，就在驴屁股上拍了一掌，毛驴向前奔去，缰绳拖地我不得不迈开步子。我回头望父亲，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满脸无奈，下颌挂着晶亮的泪珠。我只喊了一声：“爹——”嗓子就被什么哽住了。
走出不远，父亲那身影就被道边的树荫淹没了。我没有给父亲留下一句话，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都化作一腔悲愤，被那汩汩的泪水带走了。
越往前走山越高，林也越密，本来就不大清晰的羊肠小道，此时更加模糊了。好在没有岔路，一直朝前走就是了。道上没有行人，荒草萋萋，乱石林立。偶而传来一两声翠鸟的啼鸣，那声音像滤过了似的，极清脆纯净。道边随处可见八月乍、五味子、山棠梨、山核桃……这些野果，此时是那样的美味可口，填满了我的胃肠。驴背上的背搭里盛着干粮，却不能吃，我要尽量省下来留着以后吃。
喝口清凉甘甜的泉水，望着争奇斗艳的山花，聆听啁啾婉转的鸟鸣。这幽静的山林是多么的安宁，没有日寇，没有杀戮，只有自由与祥和。
似乎也感到一种寂寞与孤独，然而却没有伤害，何况还有这头忠实的毛驴陪伴着我。时而轻喝一声：“嘚——”为自己壮胆，为毛驴撑腰。
日头偏西时，我翻过骆驼峰来到绛县境内。在山下一个村里，一块光洋卖掉了我那心爱的毛驴，背上背搭上了路。
一踏上那条南北走向的大官道，我顿时茫然了。
官道上，黄烟滚滚，尘埃弥漫，人们南来北往川流不息。扶老携幼，人喊马叫。坐车的、骑牲口的、步行的、推车的、挑担的……汇成一股庞杂臃肿的人流，如同雨前的蚂蚁迁徙搬家似的，一个个风尘仆仆，蓬头垢面，疲惫不堪。
这些人疲于奔命，总还有个方向，有个去处。而我伫在这三岔路口，眼望着行人匆匆，红日西沉，却无处投奔无处去，无助的泪簌簌而下。
此时，无论是谁告诉我应该去哪儿，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朝他指引的方向走去。从我离开家那一刻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应去哪儿。对于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也不知道即将等待我的是什么。
岔路口西边有个茶水摊，有人在那里打尖歇脚。七、八个青年在议论什么，声音越来越高，很激烈，但不是吵架，像是争论去哪儿。我奔过去。
从穿着言谈上看，这些青年是学生，年岁与我相仿。他们说的什么主义、信仰、抱负、理想，我不甚明了。但听得懂，他们中间有的要南下广州，有的要北上延安，有的要西去吉县。
我认真地思忖字去哪儿。去广州？找谁？去延安？干啥？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吉县。山西督军阎西山在吉县，我是山西人，理所应当去投奔阎长官。拿定主意后，我认准那两个要去吉县的学生，便紧跟在他们身后。
我也加入这难民的行列，随着滚滚人流朝西涌去。
到了天黑，他两个走进一家旅店，我也跟进去。
这儿没人管，也没人问，当然也就无须登记交钱了。炕上炕下，屋里院人，到处挤满了人。就像冬窖里的萝卜，有一点空隙就**去一个。天亮后一哄而起，拍派屁股各奔前程。
这年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半晌午时，道边一家蒸馍铺被抢了。此时我们恰好经过这里，那两个学生也参与其中，任凭主人狂喊叫骂，难民们而话不说，抓起馍馍就走。
“饥饿生贼道”呵！
我万没想到，这两个高谈主义、信仰、抱负、理想的文明学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也干起了强盗的勾当。看来这世道乱了，真正的乱了。
我还是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两个身后，目光不离他们左右。似乎他们觉察到了什么，嘀咕一阵之后，那个长脸的绕到我身后，与那个圆脸的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摆出一付向我进攻的架势。
圆脸的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我也去吉县。”
“你去吉县干什么？”
“找阎长官。”
“你怎么知道阎长官在吉县？”
“听你俩说的。”
他俩几乎同时笑了。长脸的说：“既然同道，就是同志。认识一下，我叫陈剑南。”“我叫赵奕普。”两个人向我伸过手来。
我别扭地握着他俩的手，说：“我叫王丙乾。”我猛然想起吃抢来的馍馍时那狼狈相，说：“我搭里有干粮。”便取出黄面饼子。
他俩也不客气，接过饼子就啃。陈剑南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还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国奴生不如死。我热血青年岂能苟且偷生……”这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那激昂慷慨的言词，那满腔的报国热忱，佩服得我五体投地，感染得我热血沸腾。同时也有着一种隐隐的自豪，一刹时，我也成了“同志”，成了“热血青年”。
当我得知到吉县还要走四、五天的路程时，不自觉地隔着背搭摸里面饼子的数目。他俩身无分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动用那块光洋。平安了回到家我还要还给父亲，那是一头毛驴呵！
谢天谢地，饼子吃完了，吉县也到了。
在我想象中，阎司令长官驻扎的地方一定是森严壁垒，中军帐前一杆“帅”字旗迎风招展，好一派威风凛凛的气势，而眼前的情景却使我大失所望。本来就不大的山区小城，此时就像一座杂牌军兵营。军装服饰五花八门，绿的、黄的、灰的、黑的，应有尽有。到处竖着“军校招生”的牌子。一片小布棚，两张破桌子，几个斜挎长枪的士兵。一个歪戴大沿帽的军官，撇开两腿站在那里招揽。那付油腔滑调的架势，使人联想到摆的摊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客。
陈剑南愤然地：“简直是变相招兵。”
赵弈普释然一笑：“新败之师，可以理解。”
我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觉得心寒。
在城外一个较大的布棚前，四个手握*的士兵分列两边。棚里，一个戴眼镜的军官在给几个青年解说什么，我们走进去。
这是“黄浦军校第九分校”招生处，母校在四川，最近才从陕西临川迁来吉县。就这样，我们三个一同报了名。
军校的学科分5大类；有步兵科、参谋科、炮兵科、工兵科和通讯科。
我学步兵科，学科有《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爆破学》5门。
3年的军校生涯把我散懦弱的习性磨砺没了，个子也长该了许多，一米八0。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有吃，有住，有事干，我已经很知足了。唯一不快的是思乡之苦，像影子一样缠绕在我的心头。
军校毕业后，陈剑南、赵弈普分回四川母校。我分配到晋军“军官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协助射击、刺杀、投弹训练。41年末，我被提升为少尉连长。
我军驻守在吉县、大宁、襄宁一带山区。地贫人稀，物质供应也几成了问题。42年春，给养不足更为突出，部队之间常因供给分配发生纠纷。上级要求在麦收期间，尽一切可能征收军粮。军官教导团奉命同33军两个团越过毛则渠，纵深100余里，到敌站区河津一带武装抢收麦子。
据可靠情报，河津樊村日寇据点兵力有限，将警戒线划在黄土岭以南。
黄土岭距樊村10多里，是禹王山一条支脉的延伸部分。走向由东向西，逐渐细瘦，就相平地隆起的一道山脊。地表覆盖着一层稀稀落落的杂草。一条不宽的乡间土路环绕岭头而过。岭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我军以黄土岭为界，士兵全付武装配合老乡抢收麦子。
我奉命带一个连负责警卫。如果在这光秃秃鱼脊般的岭上设置岗哨，极易暴露目标，成为敌人的活靶子。而齐腰深的麦田里却十分便宜隐蔽，于是沿岭西一线布设岗哨，流动哨。与岭东唯一的通道——岭头的那条土路便成为重中之重。我亲自带领一个班警卫。尽管如此，我仍放心不下。对于岭东的情况一无所知，又不能到光秃秃的岭上观察了望。便带了战士郝来顺，沿着这条土路向岭东摸去。
五黄六月，天上似下火，地上像蒸笼，汗流浃背且不说，嗓子渴得直冒烟。知了可着喉咙嚎叫，聒得人两耳发懵。转过岭头不远，隐约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尚未反应过来，就与两个日本兵迎面相撞，间隔仅十余步。双方先是一怔，随即就散开来，狭路相逢，毋容置疑，第一反应就是操家伙。
郝来顺一甩肩膀，挺起长枪冲上去，那个日本兵也端着枪扑过来。另一个日本兵是少佐，哇哇叫着奔向我。我本能地伸手拔枪，这家伙动作极快，就在我掏枪的一刹间，他的军刀已出鞘，只见寒光一闪，我身子一偏，那刀已在我眼前晃过。就听“哧啦”一声，我的武装带被砍断，手枪连同套儿一块甩出去。我的手无意中抓住了皮带的一端。当他回手举起刀时，我已蹿到了路边的麦地里。
这家伙家见我没了枪，胆子更壮了，紧追过来，双手持刀，稳步向我逼进。我一边挥动着皮带一边躲闪，心想，等他这一刀劈下来，先抽他一皮带，同时扑上去夺刀。无论身高体力，我都不弱于他。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在刀劈下之后又迅速反劈回来，我正要冲上去却又不得不退后。他连续两个斜劈动作，速度、力度就有所减弱，我也能躲避得开。耳旁响起急促的刺刀与枪杆的撞击声，我顺势向那边瞟了一眼，只见郝来顺与那个鬼子兵一来一往地搏斗着。此时，我尚处于被动挨打，确实无法顾及他。
日本少佐连劈数次之后，突然停下来，只是持刀步步紧逼。我眼睛的余光瞧见，我身后是一道沟坎，几乎没有退路了。这阴险的家伙是要把我逼到绝境，再一刀劈下来。我猛地一抖皮带，他作了个躲避的动作。就在着一刹那，我嗖地饶过他，蹿到他身后。他随即转过身来，又把刀尖指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像是要一口把我吞下去。
他很凶狠，也很狡诈，不住地轻点刀尖试探我，寻找破绽，伺机出手。我也在寻找时机，一旦接近他，只一下就把他脑袋拧下来。我又轻抖一下皮带，他一刀劈下来，就在这一眨眼之间，我把皮带的一端甩出去，不偏不斜，“啪！”地打中他的腮帮，那声音又响又脆，十分响亮。顿时，他“哇哇”地吼叫着，疯狂地挥舞着战刀，没招没式连续不断地劈过来，就像一头被蜂蛰得发疯的狗熊。尽管他的战刀舞得“呼呼”作响，对我却丝毫没有威胁。这种无目的的进攻，根本不具有杀伤力。我虽只有皮带，处于劣势，而机动灵活性却远胜于他。我正要伺机冲上去，就听“啊”地一声低沉急促的惨叫，郝来顺倒下去。那个日本兵从他胸膛拔出刺刀，向我扑来。
我脑袋“嗡”地一下，心想：完啦！前后夹攻，抵抗是徒劳的，逃是不可能的，相距不到5米，只一枪就结果了。当时也不知哪儿来的那股豪气，我扔掉皮带，挥手撕开上衣，袒露出**裸的胸膛，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拍胸脯，喝道：“来吧！老子不怕，朝这儿捅！”
说完，我闭上了眼睛，就等着刀尖刺进我的胸膛。
我这突然而反常的举动把日本少佐镇住了。他“呜哩哇啦”喊了几句，正向我冲过来的日本兵便转身返回去，捡起郝来顺的那支“汉阳造”又向这边跑来。
日本少佐桀骜地一笑，竖起左手大母指：“你的，中国人的这个。”接过那个日本兵送来的汉阳造，扔在我面前，对我点点头：“你的，枪的干活。”
我莫名其妙，他为什么给我枪？枪口上卡着明晃晃的刺刀。
他挥挥手示意我捡起枪，再次说道：“你的，枪的干活。”
我明白了。他是要充分显示他的武士道精神。他要在他的部下面前示范，他是怎样杀死一个中国军官的。否则，他手握战刀，我赤手空拳，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只有公平决斗，才能体现他的“神勇”。我心说；小日本，你找死！我手里要是有了枪，可就不是刚才的我了。一弯腰，抓起那支汉阳造。
武器是一个军人的生命。一支上了刺刀的长枪在手，就是拼死、战死，也不窝囊。
这时，我突然瞧见，那个日本兵手扣板机，正瞄着我。如果日本少佐占了上风，自然也就炫耀了大日本皇军的“神勇尚武”。如果我占了上风，那个日本兵手指头一动就把我撂倒了。总之，他稳操胜卷，我必死无疑。
人在只有死路一条时，反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管球他！横竖都是死，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尽管主意已拿定，却还是不自觉地斜睨了那日本兵两眼。
日本少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他咕嘟了两句，那日本兵后退了十来米，持枪立正，站在那里。
我从心里觉得好笑，暗暗地说：“你充好汉，老子也不是孬种”。一甩膀子扔掉上衣，露出胸脯那疙疙瘩瘩的腱子肉，“啪”地一拍*，“唰”地摆出一个刺杀前的预备动作。
日本少佐一见我这拼死的架势，立即收敛起他原先的狂傲，以一种非常认真的语调嚷道：“吆——西！”随即也上出个骑马蹲裆式。
双方就这样对峙了10多秒钟。那家伙，如果抛开他那身鬼子军服，只看那张脸，应当承认他是一位相貌堂堂的汉子。特别是左下颌那颗于大又圆的美人痣，更衬托得他眉目清秀。然而，这张并不难看的脸，在那顶瓜瓢式的军帽下，却显得那样狰狞。
他一声长啸，举刀向我扑来。我也“啊啊”叫着挺枪冲过去。经过刚才一番较量，我反倒镇静下来，毫不手软，“唰！唰！唰！”一连三刺，他左右推挡，稳步后退。接着便左右开弓，一连几刀劈过来。他的刀法非常娴熟，招招夺命。我的刺杀技巧也不含糊，稳准凶狠。
就这样，我刺他退，他劈我挡，七八个回合过去了。在后退时，我的脚跟被什么绊了一下，一个趔趄，身子朝后倒下去。他趁机一刀劈过来，我双手举枪一挡，战刀劈在枪筒上，火星儿飞溅，刀磕了回去。他回手又是一刀劈下来，就在我倒地的一刹那，本能地单手举枪朝他刺去，正好刺中他劈下来的手臂。他“嗷嗷”地嚎叫着后退了十来步才站定。那个日本兵跑过来，看样子是要给他包扎。他一甩手把战刀插在地上，伸手夺过日本兵手中的长枪，一副穷凶恶极的样子，“哇哇”怪叫着朝我冲过来。
此时我已翻身跃起。只觉额头上火辣辣的，有什么东西顺着鼻颊淌下来，用手一抹，血！是被刀尖划破的。他怪叫着冲上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陡然止住了脚步。平端着枪，充满杀气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稳步满移，转着圈与我周旋。我清楚地知道，他并非胆怯，而是在寻找时机。他的每一个挑衅性动作，都在等待我的破绽，稍有疏忽，随之而来的就是致命的一刺。在真正的刺杀之前，这才是最要命，最恐怖的。此时的相持，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拼勇气、拼胆略，拼智慧。谁抓住最佳时机，谁就不死。我猛地一抖枪，他倏地一个跳闪。我挺起枪冲上去，唰！唰！唰！一连三刺。他连挡带退。接着也唰！唰！唰！回敬了三刺，非常标准。我进他退，他进我退，一来一往，好象不是在拼杀，而是一场白刃搏斗的实战演习。那个日本兵在一旁看得直嚷嚷：“吆——西！吆——西！”
他脸上露出惊慌，我也有些紧张。在军校，我刺杀格斗从未遇到过对手。我的刺杀教练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个日本少佐的刺杀手法几乎与我同出一辙，实力也基本相当。谁把谁置于死地，都绝非易事。鲜血染红了他的手腕，我的左眼也被血水模糊了。无意中我瞧见那个日本兵已从地上拔起战刀，下一步他要干什么，一目了然。我已被无选择，只有速战速决，立即结束这拼死的游戏——与他同归于尽。
一个军人，如果抱定誓死的决心，刀山火海又奈我何！当他再次挺枪刺过来，我丝毫没有躲避，而是决然地迎上去，用尽平声的力气，把刺刀捅进他的胸膛。他的刺刀也**我的胸膛。只是轻微而短暂地一哼，都又拔出各自的刺刀，谁也再没有力量向对方挺刺，就那么一晃，倒了下去。
我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胸部被绷带横七竖八地缠绕着，床边围了许多人。团长抱住我头，说：‘你小子命真大，四天了，棺材都准备好了。”
死里逃生，我能说什么。强忍疼痛，淡淡地一笑：“阎王爷嫌棺材不好，他不收。”
弟兄们争先恐后地黑我说这说那。从他们口中得知，那个与我拼杀的日本是少佐叫佐藤。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经常作刺杀表演，四、五个人近不得他身。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这次，他由日军运城司令部来河津巡察，在黄土岭碰上了我这样一个愣不怕死的中国兵，险些要了他的小命。从此，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轻易不再出动，有力地保障了我军麦收征粮。
黄土岭一战是我有生以来面对面与日本鬼子白刃交锋。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特定的条件下，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把我提升为机械化营营长。
说是机械化营，其实寒酸的很，全营只有一辆破旧的美式中吉普。上级要我每天坐着吉普车四处炫耀，直言不讳这是在“扬我军威，树我军魂。”
战争就是如此血腥、残酷，同时也给予军人磨砺和荣耀。然而，每当想起死于日寇屠刀下的战士郝来顺，我心中便充满悲愤与愧疚。胜利与荣誉永远只属于那些活着的人。第一个月开饷，我一文不剩地给他家寄去，以慰我心。
1942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战士们还没换上棉衣，大雪就铺天盖地的降下来。那天，天快黑时我接到命令，到襄宁二道沟打伏击。
日寇一批军需物资由临汾运往襄宁，午夜到达。
二道沟距襄宁县城20来里。沟长3里多，不太宽，却很深，是敌人车辆的必经之路。
我军驻地距二道沟60余里，在这寒冬腊月，急行军也要4个小时。朔风凛凛，战士们穿的很单薄，如何在这冰天雪地里潜伏？我大胆地命令战士把褥子裹在身上，既可御寒，也可铺可盖，以免冻伤。
到达伏击点才11点5分。一条黑洞洞的深沟，弯弯曲曲地躺在灰蒙蒙的大地上。居高临下，前阻后截，是一处绝好的伏击场所。
战士们各就各位趴在雪地上。西北风打着呼哨，裹卷着盐粒般的雪花生生地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一条薄薄的小褥子裹在身上，首尾不能相顾，蜷缩得像个刺猬。有的战士面对面拥抱着借以取暖，身子还一个劲地颤抖，牙齿磕碰得“咯咯”作响。为了胜利，为了活命，也只得强忍着这刺骨的寒冷。
侦察兵跑来报告；“发现汽车灯光。”刹时寒意尽释，冻僵了的小母指上套好*拉环，等待命令。
按说，在这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深更半夜里，不宜汽车行驶。而只有在人们的意料之外才能取得意外的成功。我孤军潜入敌占区腹地，也正是利用敌人的意料之外伏击。
夜空黑沉沉的，地上只有积雪微弱的反光。夜，静得只能听到落雪的“沙沙”声。汽车惨白的灯光，好似巨形怪兽的两只眼睛，摇摇晃晃地照过来。最前面两辆车上满载着鬼子兵，后面5辆卡车装载着辎重，在这厚厚的积雪上缓慢地爬行。就像负重的蜗牛，从容不迫地向前移动着。
车辆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飞蝗般地向沟里掷去。顿时沟里响起一片爆炸声，熊熊火焰照得沟里通明。战斗异常顺利，不到十分钟，沟底就没了抵抗的迹象，战士们冲下去打扫战场。突然，燃烧着汽车下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一个战士从车下抱出个孩子。
看样子，这孩子不到两岁，从服饰上就可以判断出是个日本孩子。他抓挠着两只小手，声嘶力竭地哭嚎。这时，一个浑身是血躺在雪地上的日本鬼子挣扎着爬起来，奋不顾身地从那个战士手中夺下孩子，敞开军大衣，裹进怀里。立时，几十支枪口围过来，对准他。恍惚间，我觉得逐个个鬼子似曾相识。一步跨上去，掀起他下巴，仔细端详。是他——佐藤！一刹时，我周身血管都要暴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抬手驳壳枪顶在他前额上，大吼一声：“佐藤！还认识我吗？”他大睁着惊魂未定的双眼，茫然的望着我。我咬牙切齿地：“黄土岭，枪的干活。”他一脸的惊愕，狠狠瞪我一眼，又不无惶恐地闭上了眼睛。就再我扣动板机的一刹那，那孩子用他那稚嫩的小手猛地推开我的枪口。生气的望着我，用他那呓呀学语的声调“嘎哩嘎啦”的嘟囔着，好象在说：“不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
佐藤脸上并无惧色，两颗无奈而绝望的泪珠挤出了眼角。
我看到了一个侵略者的悲哀，也看到了一个人在即将死去时对生命的眷恋。
一个鲜活的生命眨眼间将彻底灭亡，将不复存在，将永远地消失。尤其坐等待毖，死忘到来之前的那一刻，他是何等地恐惧。但一想到我的弟兄郝来顺就死在他们刺刀下，驳壳枪再次顶在他的额头上。
这孩子再次推开枪口，瞬间，他“咯咯”地笑了。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天真无邪的笑声是那样的悦耳，那样的动听，那样的令人陶醉。他那小小的手指蘸着佐藤口角的鲜血，涂抹在佐藤额头上，那是被我的枪口撞出痕迹的地方。
我心里一颤。面对这样一个天真烂漫，满脸稚气的孩子，我动摇了，举枪的手不自觉地慢慢垂下来。
一个理智尚为健全的孩子就知道保护他的族人，这是人的天性。
若在拼杀中，我不杀死敌人，敌人就要杀死我。我决不会手软。而眼下，我的枪口却是对着一个身负重伤，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对手。再者，他死了，孩子怎么办？在这风雪交加，滴水成冰，零下20 几度的荒野上。一个乳嗅未干的孩子，如果没人呵护，没人照看。他就会冻僵，冻死。
孩子来才到世上，甚至连这世界还没看清就要死去，他有什么罪过？孩子是无辜的。为了这孩子，仅仅是为了孩子，我妥协了。
日本强盗可以把一个中国婴儿挑在到尖上，以炫耀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神勇。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我，却万万做不到，或许着就是人性与兽性的区别。
我一挥手，极不情愿地：“给他包扎。”战士们懵懂了，愣愣地看着我。我又大喊一声：“给他包扎！”
几个战士拥过去，从佐藤怀里夺过孩子。把他倒过来，控出胸腔的积血，缠好绷带。这时，从襄宁方向传来急促的枪声，这是敌人的增援信号。我从一个鬼子身上扒下军大衣，蒙在佐藤身上，我是怕冻坏那孩子。此处不可久留，随即带领弟兄们扛起战利品返回驻地。
然而，世事就是如此乖张。两年后在战场上，我与佐藤再次相遇了。
44年夏天，部队驻扎在孝义。5月8日，我接到命令：带领一个连和218团一个连到后川沟打伏击。
从地图行看，后川沟距我军驻地只有40里，是我军与日军势力范围的交叉部位，急行军两个小时就到了。刚进入设伏圈，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我手达凉棚一瞧，周围的地形惊出我一身冷汗来。
这后川沟四面环山，山势陡峭。沟两端入口狭小，沟内宽阔，像个布袋，军事上称为“险地”。在沟底设伏，既无有利地势，也不便隐蔽。我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山顶上，鸟儿惊叫，盘旋不落。我拿起望远镜四处观察。就在我背后不远的山墚上，一个日本军官正用望远镜与我对视着。当时我脑袋“嗡”地一声。我看见了他，他也一定看见了我。很显然，我们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撤退来不及，隐蔽不可能，怎么办？我当即立断，突围！命令战士枪上膛，刀出鞘，由原路杀出去。
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从我身后的山墚上斜刺刺本奔下来，一边挥舞着军帽一边喊：“打枪的不要，朋友的干活！打枪的不要，朋友的干活……”
我顿时就懵了，这家伙要干什么？几个战士已用枪瞄准了他。
那个日本军官径直向我跑过来。到了跟前，我定睛一瞧，是他！佐藤。他已是气喘吁吁，脸上还挂着微笑。一把握住我手，拽着我蹲到地上，随手划了个圆，指着那圆圈说：“我的，这个。”又拣了一块石头，放在圆圈里：“你的，这个。”伸手把那圆圈抹了个缺口：“我的，这样。”接着把那块石头从缺口推出去：“你的，这样。明白？”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是把包围圈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从却口突出去。而我所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拍着我肩膀：“你的，我的，朋友的干活，打枪的不要。”说着便站起来，皮靴后跟一磕，“唰”地一个立正，行了个点头军礼� �转身向山墚跑去。
我茫然了。在两军阵前，像这样戏剧性的国际玩笑，我从没经历过，也没听说过。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想活捉我吗？不可能，他应当知道，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再者，他完全没有必要绕那么大弯子，冒着危险来设这样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局。难道他真得要放我一马？也套儿戏了。这是临阵纵敌，他不会不知道后果。
如果真是这样，我这个连可以安全撤离，而对面山沟里还埋伏着218团一个连，就这样扔下他们不管吗？鸣枪示警？不但无济于事，还暴露了我这个连所在的位置。正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之时，我对面的山墚上升起了两枚红色信号弹，接着就是一阵炮火的猛烈轰击。之后，满山遍野的鬼子兵嚎叫着冲下山墚。眼看着佐藤带领他的部下，避开我们隐蔽的这面山坡，从另一面山坡冲下去。
我们已突出了包围圈，身后才响起稀稀落落的枪声。令人悲痛的是，218团那一个连的弟兄竟无一人生还。
回到营地，我心悲喜交加，久久难以平静。既为我和一个连的弟兄回来庆幸，也为218团那个连牺牲的弟兄们悲痛。对于佐藤，我的感情很复杂，对他再也恨不起来了。反而为他担心，为他捏一把汗。他这明显的叛逆行为，能瞒得过他的上司吗？军法能饶过他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不由地在心中暗暗为他祈祷，旦愿他能平安地度过着一劫。
1944年冬，我军进入反攻。克运城，下临汾，直至收复太原。每次战斗结束，我都彻底地清理战场，从那些日军尸体里认真仔细地辨认有无佐藤，却又怕找达到佐藤，我希望他活着。我屡屡向那些日军俘虏询问佐藤的下落，佐藤只是个姓，就像中国的赵、钱、孙、李一样。在日军中，姓佐藤的少佐大有人在，那些佐藤都不是我要找的佐藤。加之语言障碍，使我一次次努力，竟一无所获。最终，从一为日军高级将领那里得知，1944年曾处置过两名姓佐藤的少佐。一个被押送到南洋服苦役。另一个押解回东京军事法庭。我希望着两个佐藤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要找的佐藤。那样，他就有生存的希望。但于不希望那两个佐藤中有他，因为日军的苦役与军事法庭是非常残酷的。我不死心，整天出入于日军战俘关押所。那些日子，寻找佐藤成了我一块心病，几乎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上级知道我是个性情中人，并不过分责备我。而是要我回家探亲，暂时脱离这个令人烦心的环境。
当初离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而今已是堂堂少校营长，身随两个护兵，今非夕比，人生如梦呵！
一番鞍马劳顿长途跋涉之后，后到了我的家乡。家乡依然是小桥流水，古道斜阳。
母亲伫立于柴门外，正向这边无目的张望。我见到母亲，鼻子一酸，嗓子哽住了，大步跑过去。到了她面前，我痴痴地望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竟然问道：“你找谁家？”
我忍不住珠泪滚滚：‘娘，是我！我回来啦！”
“狗娃！”娘只喊了一声我的乳名，随既扭过身去，趴在门框上呜咽不止。
我轻轻地匍匐着母亲脊背，像儿时那样，脸依偎在她肩头，抚摸着她瘦骨嶙峋的肩膀，泪水簌簌而下。
少时，我敛住啜泣，轻搬母亲肩膀：“娘，我这不是回来啦！”母亲这才慢慢转过身来，眼睛呆茫地观望着我，双手颤抖着平伸过来触摸。我惊诧地：‘娘，你眼睛——”“早瞎了。”
娘的话犹如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我两耳轰鸣。我禁不住两推一软，跪在地上：“娘——”
一别8年，杳无音。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生死难料。娘想儿不得相见，终日以泪洗面，长此以往，怎能不哭瞎双眼呢？
护兵将我和母亲掺扶回院里，稍稍坐定，我问到=道：‘我爹呢？”
娘长长嘘了口气，半晌才说：“今年春上去世了。”刹时间，好似五雷轰顶，惊得我魂飞天外。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啥病？”
母亲哭着告诉我。爹哪天送走我回到家就被抓走了。日本人打得他死去活来，抬回家耳朵就聋了。今年春上，他去南山砍柴，山上站岗的哨兵喊了几声，他都没站住，那哨兵就开了枪。我可怜的父亲，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友军的枪下。真不敢想象，父亲去世后，母亲双目失明，她一个人是怎样活过来的。一连串的意外变故，使我万念俱灰，挥笔疾书一封，由护兵稍回军中。大意是；当年投笔从戎，志在驱除倭寇。而今倭寇已除，吾已无心军旅。且，令尊不幸过世，令堂双目失明。吾无兄无弟，孓然一身。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只求常奉老母膝下，以尽人子之孝道。待老母百年之后，定然归队，报效国家。
事后，部队曾两次来人。第一次是敦促我归队，第二是送来安家费。我没有收，让来人如数带回，分发给机械化营全营官兵，以示对他们随我出生入死，患难一场的答谢。从此，我解甲归田，日日陪伴老母，耕作田间梨下，倒也相安无事。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区里进行了登记。虽然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却从未与八路军发生过正面冲突，又无血债劣迹。因而，政府并没为难我。
十年动乱，我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按照政策规定；旧军人连级以上军官就是历史反革命，我是少校营长，当然够格。
历史反革命是历史的产物，我无话可说，而要我承认“通日”，断难从命。我与佐藤之缘，完全是战争造成的，也是一种偶然。我不杀他，是人性的显露，他放走我，是天良的发现，决没有任何目的与企图，苍天作证。
如今，我已八十有三，四世同堂，日子过得还算舒适安逸。只是每每思念起佐藤，心中便涌上一丝隐隐的酸涩，与他在战场上结下的这段情仇竟那样的刻骨铭心。这种感受犹如一个阴影时时缠饶着我，有时彻夜难眠。举头望明月，不觉浮想连翩；把月中瓦蓝透明的区域当作海洋，把阴影当作陆地，在那虚拟的陆地上神游东京。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佐藤。
忽而又觉得好笑。莫说神游，既是我能抵达东京，偌大一个都市，何出去找？何处去寻？战乱期间，生死茫然，谁会去关心一个异族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但我确信，倘若此生我与佐藤有缘相见，定然会成为莫逆之交。
然而我也不否认。假使我与佐藤再次在战场上相遇，也定然会为了各自的信仰，各自的利益，再次拼个你死我活。
终究眼下是战争的间歇期——和平时期。我们何不在有生之年，在和平的氛围里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一壶浊酒，席地而坐，把酒话当年，也未必不是一件快事。
往往美好的愿望与严峻的现实总是相去甚远。我只能举杯邀明月，由衷地从心底里道一句：“佐藤君，愿你健康长寿！”（未完待续）